市集通常設在從買賣者的村莊走路就可以到達的地方。雖然偶爾也有買賣者來自鄰近各縣，但是路程也不是很遠。市集之間的距離以及市集和縣城間的距離各不相同，因為市集的分布取決於其所服務的各個村莊的需要。市集通常坐落在離縣城相當遠的地方。縣城，經常擁有自己的市場。不同的州、縣擁有的市集數量是不同的……無疑是由於各該縣份的經濟繁榮程度不同所致。 －蕭公權，《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
市場作為交換的場所，人們在這裡相遇，汲取一天所需，寒暄熱絡，交換近日消息。它是附屬於村鎮的，生成於人群的，也因此是最具地方性的所在。
龍泉市場位在大安區與中正區的交界，但市場本體落在大安區，幾條小巷子組成的街區之間。儘管隔壁的頂好超市已經開了一段時間，卻也未對這裡的市場帶來多明顯的衝擊，這裡仍是周邊幾個里的人群補充家用與採買生鮮的好去處。據當地人所稱，這個市場中來去的好一部分的客人與攤商，其實是來自鄰近的中正區，而非所屬「在地」的大安區居民。
窄窄的巷子，低矮的屋頂，彷彿建立在房屋之間的小巷的市場，總給人一種舊日的況味，那或許是屬於上一代的、地下的台北，更庶民更鮮活，而非城市的地方。恍惚之間，有種穿梭在《醉生夢死》光影的市場的巷弄之間，又或者東門市場、新富市場那帶有電影追逐場景的錯覺：低矮而闃暗的屋頂，光線透不進來的所在，黑白、殘破、邊緣，彷彿一不小心就會迷失在其中。
但與一般市場不同的，龍泉市場的「氣味」淡了一點。那專屬於傳統市場的生鮮味，宰殺魚豬牛的血腥、排入行人走道兩側小水溝的汙水所散發的酸腐，像是之前某位朋友偶然提到的感受：「我小時候最討厭跟媽媽一起來市場買東西，因為它的味道很刺鼻，會讓我想吐」，在這裡卻難以發覺。只有在某個區域的少少特定攤販附近會偶爾飄來這種熟悉而直接的感官體驗。那或許是市場中最草根，最接近鄉人生活的坦率成分－－隨著衛生觀念的進展而被逐漸貶斥為落後過時，大概也逐漸被這個區域的都會性與現代性所過濾掉了。
延伸閱讀：【傳統市場的「現代性」：從日治時期開始的新生活想像】
在這裡，儘管攤商口中時不時流露台語的交談或招呼，如習慣性地以台語稱呼客人為「頭家」、詢問「今日欲買否」。但往來的客人間的台語使用者的數量似乎反倒不成比例地稀少，絕大多數往往操著「流利」、「帶有腔調」的北京話，有少部分的台語使用者也在第一時間以華語作為應答，呈現出一幅與島嶼南部的市場全然迥異的樣貌－－以華語為核心的日常生活型態。
此外市場也有許多包著頭巾的女性外籍移工，他們中有許多戴著耳機隔絕外界，不想也不願成為這個在地社會的一份子，是一個永遠的陌生人與外來漫遊者，背後或許有更深沉的社會及心理因素值得進一步探究。在年齡分布上，這座菜市場的主要客群仍為上了年紀的婦女，大概佔了總數的七成（其中老年婦女又比中年婦女多），其次是東南亞籍移工、（大部分是陪伴著妻子前來的）老年男性，及一部分的年輕女性，幾乎不見學齡前的幼童或者年輕男性。
在販售的商品部分，絕大多數還是以生鮮食品的蔬果魚肉類為主，之間參雜一些市場常見的成衣攤求、只有一兩家的玩具攤。除這兩類外，攤販數量幾乎可與生食相抗衡的勢力是熟食攤。諸如一些常見的小吃攤、快餐店，與簡易的滷肉、豬腳一類的盒裝熟食，還有一些零星的素食製品、客家粽、麻糬、柿餅一類的攤販。
推究台語在此處較不那麼流通的情形，母語的流失或許不會是主要原因，地處政權核心的再中國化強烈執行、對於母語的貶斥與草根的醜化、人群身分的特殊性等。最後一項原因，或許更是這裡台語使用者稀少的主因。
前面已經有一些可追尋的線索：地圖中出現的附近的客家文化園區、販售的客家粽與麻糬柿餅一類帶有強烈族群特色的食物。在在都顯示、暗示這裡的族群特殊性－－以溫羅汀地區為核心的、客家人佔了相對較多比例的地方政治。
一方面，接納了1950、60年代由桃竹苗地區北上打拼的客家人；另一方面是由早期就在新店、文山區一帶落地生根的移民（如種植文山包種茶），輾轉進入「市區」打拼而造成的人群遷徙。這些人先是在長興街、舟山路一代落腳，然後一部分移轉到了羅斯福路、泰順街、龍泉街、南昌路一帶，這些地點正圍繞著現在所稱的溫羅汀地區。
後來，隨著1950年代羅斯福路的拓寬工程進程，以及都市更新對於一些新搬來的違建戶的拆除，導致了許多客家人被迫從這裡被遷離，其中一部分到了中正區的南機場一帶（1964年落成的南機場國宅），而另一部分則到了三張犁（通化街）、六張犁（臥龍街）、五分埔（虎林街）等地。會選擇這些地方當成新落腳地的最大原因，是因為這些地方還未開始發展，仍屬於生活水準、房地價較低的地段，因而也才成為了搬移的首選（ 溫振華、戴寶村，《大台北都會圈客家史》，1998）。這也逐漸形成了台北市區兩個主要的客家人聚居地：南機場地區、溫羅汀一帶。
陳 板（2000: 331–332）以臺北市通化街的都會客家聚落為例，當時係由於1953年高玉樹市長拓寬羅斯福路，為安置以福佬籍為主的拆遷戶，由市政府在通化街搭建竹造居所，然由於簡陋的竹屋無法滿足原拆遷戶屋主，故入住者比例甚低；而桃竹苗地區客家人正從大量地移入臺北都會區，為求安身之處，乃因陋就簡，通化街的竹造安遷就成為臺北都會客家的新家。到通化街的客家人早期多以種菜、賣菜、油漆工、泥水工、修理自行車、賣五金店等為主，後來基於鄉親關係，呼朋引伴，一個拉一個，逐漸形成少見的都市客家聚落。 － 丘昌泰，〈 臺灣客家的過去與現在〉
上述對於台北都會區的客家社群描述，或許隱約也透漏了一點這支人群在歷史上的活動痕跡（但在這裡無意對客家本質進行爭論）。
當年生活在中國本土的客家人，許多因為經濟、戰亂因素，而被迫逃離原鄉。作為移民者、土地開發者，因為資本的匱乏，而只能選擇以茅草木材蓋起簡陋的棚屋，作為遮風避雨的所在，也因此他們之中的一部分曾被稱為「棚民」或「寮民」。如《清史稿 · 食貨志 · 戶口》中記載的：「棚民之稱，起於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藝麻種箐，開鑪煽鐵，造紙製菇為業。而廣東窮民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析薪燒炭為業者，謂之寮民。」這些因為貧窮逃荒、戰亂而四散的群眾，維持了一般漢人迥異的生活型態。再加上成群結隊、沒有明確的寓居處，掌握不易，這些「流民」容易發展成為叛亂勢力，因而成為了當時清政府頭痛的來源之一。
在18世紀中後，雍正到咸豐年間，地方政府（福建、廣東、浙江等地）為了避免這群貧窮而帶有流民性質的人群作亂，於是對此採取拆遷、搗毀的手段：「免與洋盜串通滋事，並毀校椅灣等三十二處寮房共百六十二戶，另行撫恤安插」、「人民既少，稽察無難，惟在各督撫嚴飭文武員弁編立保甲。如有盜匪混入，及窩藏為匪者，一經查出，將所居寮房概行燒毀，俾知儆懼」、「浙江棚民開山過多，以致沙淤土壅，有礙水道田廬。請設法編查安插，分別去留」。蕭公權的研究指出，清政府為了避免可能的危害，於是逐漸將這些不在傳統中央政府掌控中的人群，另外還包括了苗族和侗族、 疍民 （以船為家的人）、回民等，開始對他們施行保甲制度，並輔以一些教育政策，透過中央直接治理，逐步地將異質的地方劃入帝國的控制體系之中。一方面穩定了治安，這個帝國統治的根本；另一方面也讓非漢的人群得以「華夏化」，為現代中國的誕生貢獻了一點心力。《清史稿》對此現象，也提供了可靠的描述：「凡此夷、漢之雜處，土、客之相猜，慮其滋事，則嚴為之防，憫其無歸，則寬為之所，要皆以保甲為要圖。」
這種因為生活的貧困而只能遷就的生活品質，在今日或許仍未散去（如南機場國宅已經逐漸變得破敗，並成為歷屆北市政府作為都更需求的首要目標）。但現代生活中的客家已不如過去的如此隔閡，「客家」開始作為一種身分別存在於新的共和政府統治的社會之中。但卻也一再的被同化、匿聲，無論是主動或者被動的。
在當今的台灣，客家性逐漸在都會地區、以福佬人為主的地區淡去，如先前曾在台北市客委會主委曾年有的講座中聽他提到，他們在做統計調查的時候，時常遇到有隱性客家人的情況，明確一點的講，就是被福佬化的客家身分的出現。他舉的例子或許可以更生動的解釋這個狀況：
我們在統計某個地方大概有多少客家人的時候，大多是採電訪的形式。而過程中簡單必要的，當然是直接問他們「是不是客家人」。那次，接起電話來的是那個家裡面的兒子，他聽到了這個問題，不知道要怎麼回答，於是就習以為常的以一口台語，朝向他在門外剛熄了機車的火的父親一呼：「拔~ 伊 mn̄g咱干 sī客人？（爸，他問我們是不是客家人）」
（一陣藍白拖與地面磨擦的聲音）
他父親過了幾秒毫不猶豫地也以台語回覆他：「哦～咱是客人啊。（哦～我們是客家人啊）」
客家性的逐漸消解在這個區域卻似乎顯得模糊，地方仍有屬於自己的強烈客家認同，如語言的選擇，食物等與其身分相關的物品，藉此來維繫、鞏固他們的薄弱的族群認同。
而在解嚴之後的政治上，「客家」也成為了一股明顯的號召力量。因還我母語運動的風起雲湧，導致了原有的多元的族群性質得以彰顯，客家身分也於是在這個時候成為了地方選舉一塊強而有力的選票來源。如蕭新煌、黃世明合著的《臺灣客家族群史 · 政治篇》一書便提到，如1985年的市議員選舉，古亭地區的決勝關鍵落到了客家票的身上；而1989年的北市立委選舉，丁守中也搬出了他的母親是客家人來爭取客家鄉親的支持。這在在表明了族群性質與身分認同在選舉中扮演的重要地位之外，或許更暗示了「客家」不再隱匿，逐漸成為社會中發揮影響力的一支力量。
這或許也可以在龍泉市場發現一點蹤影：賣客家粽等相關熟食的老闆，在他的攤位旁貼上了當年在選舉中大大渲染自己客家身分的馬英九的照片及標語。
